关键词: 行政许可证件 吊销行政许可 撤销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一、引　言许可证或者执照，是行政相对人从事某些法律对一般人禁止事项的合法依据。

[50]而这个起源自日本的用语，作为技术概念也在影响着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制度的发展。其中，土地因长期私有，无法如大气和水那样立即成为环保运动的对象，然而，旧观念开始慢慢发生变化，法律制度更加注重土地利用的相互关联性和稀少性，这导致土地利用规制状态的变革。

[40]2.土地开发权问题与法治保障的关系路径。由于城市化过程中政府通过行政权介入社会不可避免，或者说国家行政具有主导性，[4]因此，本文的关注点在于探讨行政法学中会引发哪些关键方面的内在发展。容积率首先是对地权的限制，属于公法制度内容。无规划则无开发自由原则反映出的内容与法不禁止皆自由的规则内容并不完全相同，该原则要求先设置规划这种限制或禁止性规则，只有在限制或禁止的设置范围之内，才产生开发的自由，而相应土地尚未设置规划时，无论是谁，即使是该土地的所有权人都不具有开发该土地的权利。但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了综合整体的地带征收，第三人目的征收等新的实现规划的法律方式。

如在国家内部的央地关系中，作为权力执掌者的一部分，会相对地具有主体地位，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央地互动关系，即三角形的城市的最上端出现自下而上的权力运行结构。成田頼明『土地政策と法』弘文堂1989年75-82頁。第四，在实现规划所设定的城市发展目的方面，法律规定的方式趋向多样化。

[17]德国自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其各州所制定的建筑法都无例外地以19世纪的建筑自由为法理根据，规定了必要的最小程度警察限制原则。如最上端的国家，还可以分出中央（行政权和立法权等）与地方（行政权和立权等）之间的职责或功能的不同，继而如对地方细分，则可进一步在各个地方层面（如省、市、县或乡等）观察到国家的地方政府，对三角形的另外两端的地权人和城市使用者有着不同的作用。我国土地的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的二元所有体制，导致了城市化所需的土地只有通过征收集体土地为国有土地之后，才能作为城市的建设用地。1.我国所面临的城市化问题，既存在其他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共有的，又存在我国特有的问题。

然而，在日本的判例中，景观利益成为行政诉讼中抗告诉讼（类似于我国行政诉讼中的撤销诉讼）原告请求救济的主张，同时也构成了原告适格要件中的诉的利益。由于国务院是宪法设定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宪法》第85 条），行使国家的行政权，因此，当其行使土地所有权时，在法律上便具有了公权主体与私权主体的双重身份。

现代法律制度中的城市规划，在法律上设置了一般性的禁止规范，以及解除相应禁止的许可制度。[39]也有城市规划学者认识到城市规划具有公共政策属性，因此需要法律的授权和约束，城市规划应以法制化为前提才能具有效用。例如，由于航空工业的发展而产生领空的概念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就是一个典型。作为唯一的例外，土地利用受限于一定的城市秩序——维持安全、消防、卫生、美观等城市秩序的目的，而承受消极和最小限度的规制。

在这个时代，土地征收属于对财产保障的最大例外性制度，其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城市发展对土地的客观需要，因而可以说自城市化之初，土地征收制度就是城市化的制度性方法。[8]而这个走向，其实在当初的那个研究报告中就已经有所涉及。1987年，该法与《城市建设促进法》一同被合并入新制定的《建设法典》。尽管这些限制的方式和范围，较这个历史转折点之前的法律制度，表现更加广泛综合。

原田純孝·大橋洋一·小林重敬·寺尾美子·内田勝一·田山輝明·尾崎一郎·名和田是彦·山下淳·人見剛『岩波講座現代の法９都市と法』岩波書店1997年5頁。[25]（二）国外研究的动向现代国家中法治保障，最基本的表现是法律制度对社会发展中发生的问题具有应对性。

同时，城市环境在法律上具有公物的属性，地方政府具有城市管理者的地位。1909年，英国颁布《住宅城市规划法》，授予地方政府规划权限，防止土地用途混乱，确定公共设施、道路用地，建立开发项目的秩序。

（二）一个借鉴的视角首先，在面对上述法学发展与制度建设任务时，可以从一个具有借鉴价值的视角观察城市化与法律（法学）变革的关系。正因如此，在私有财产受到法律最大保护的制度中，土地征收必须受到三个法律原则的限制，即征收必须有法律根据，征收必须为了公共利益和征收必须有完全的补偿。1976年，该法经大幅度修改，增加的一大内容就是行政程序的整体制度设置。[43]（二）值得关注的几个变化如果广泛深入讨论城市化与行政法的内在发展这个主题，因角度层面和关注重点不同，或许可以挖掘出大量的事例。其中新型城镇化是我国近期开始使用的概念，2014年国家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该概念由此正式成为制度性概念，宣示着具体内容的政策目标。相对于以土地所有权为前提的建筑自由，近代法属于制约法。

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否在空间的基础上思考法律问题，意味着是否是在现代的、城市化的社会基础上认识法律或法学的变化。本文通过对其他国家既有理论及其形成过程，尤其是其中的核心问题的整理，建构起三角形的城市的分析框架，通过梳理城市化两个历史转折点与相应法律制度的特征，阐述了城市规划与法律秩序的内在转换空间性权益的呈现和治理结构中的主体间互动与公开三个层面所呈现的行政法学内在发展，其中的核心法律问题为无规划则无开发自由与最小限度的限制之间的关系。

[31]其中，法律制度应该基于一定的理念和目的去创造理想的城市，并根据这些理念和目的调整城市生活中多种多样主体的要求和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14]原田純孝·広渡清吾·吉田克己·戒能通厚·渡辺俊一編『現代の都市法』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i頁。

在土地交易法中，不能将土地如同对待动产属性的商品那样进行交易。换言之，这里的景观利益在公法诉讼中表现为私益属性。

进入专题： 城市化 行政法学 空间利益 城市治理 城市规划 。为此，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这两篇论文均刊登于由土地综合研究所组建的迎接转型期的土地法律制度研究会（「転換期を迎えた土地法制度研究会」）的成果报告『転換期を迎えた土地法制度』（亘理格·生田長人·久保茂樹編集代表、土地総合研究所発行2015年）中的第3章和第4章。四、行政法学的内在变化（一）国内研究的动向就总体的学术发展状况而言，在应对城市化的过程中，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与国际学术界同类的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等特定研究领域，并有特有的研究分析方式。

这一路径主要是从公法的角度进入研究领域。但社会主体的存在形式并非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存在。

[52]有关收缩城市的问题研究，法学界目前似乎尚未触及。根据《城乡规划法》，建筑开发活动都必须取得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40条第1、2款）。

例如，美国学者利维的著作也涉及这两个历史阶段的划分，[12]日本规划学家大野辉之对美国的研究作品也同样作出了这样的分类。[9]二、空间构成及三角形的城市在城市相关的规划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中，空间概念或者空间要素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

从比较法的视野看，值得研究的是本世纪集中出现在日本的相关案件的判决。[5]藤田宙靖·磯部力·小林重敬編集代表『土地利用規制立法に見られる公共性』、土地制度に係る基礎的詳細分析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委員会、財団法人土総合研究所発行2002年。本文开头部分提到从农业社会进入城市社会，在法律制度和法学方面遭遇的一大问题，是基于既有的地权（土地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等）所产生的建筑或开发自由，是否会自然延续或者是否必须改变原有的关系，即既有的法律秩序是否必须转换。无论如何，城市化所引发的法律或法学的变化，是法学界和实务界在巨大的变革时代所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33]Vgl. Privatrechtsgeschichite, Wieacker.der Neuzeit,2.Aufl.1967, S.550-553.[34]Vgl. Friauf, K. H. Bau-und Bodenrecht, in: I.von Münch(Hrsg.), 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1988, S.488-490.[35]Willi Geiger, Zur abgrenzung der Eigentumsbeschr?nkung vom Eetrignungststbestandim Grundeigntum-Inhalt und Schranken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grarrecht(,1971).转引自藤田宙靖『西ドイツの土地法と日本の土地法』、創文社1988年第14‐15頁。在取得必要的土地用于开发符合发展目的的城市方面，一直以来使用的法律方法是土地征收。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法学界开始出现将城市问题作为专门对象，从法学整体上进行分析研究的法学领域，日本学者将此称为都市法。[5]该报告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日本的城市化为什么没有取得如欧美发达国家那样的成绩。

最新的文献可见亘理格·内海麻利編著『縮退の時代の「管理型」都市計画―自然とひとに配慮した抑制とコントロールのまちづくり』、第一法規2021年。颁布之后的研究成果，参见王青斌：《行政规划法治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